高职教育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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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简讯
我省 高等院校可结合实际 调整寒、暑假时间
记者11日从陕西省政府获悉，陕西省政府日前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排休假时间，完善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商户等单位的职工休假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安排学校的假期时段，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高等院校可结合实际调整寒、暑假时间。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逐步试行中小学研学旅行。
《意见》提出要加快城市公共休闲设施建设。重点建设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公园、休闲街区、公共绿地、环城游憩带等，增加居民休闲空间。大力挖掘我省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按照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思路，加强旅游休闲产品创新，打造“山水人文、大美陕西”的旅游休闲产品体系。
旅游景区要科学确定景区最大承载量并向社会发布，游客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当提前公告，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景区和当地政府应当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
《意见》要求，凡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城市公园、体育场馆等，原则实行免费开放。免费开放确有困难的，要实行价格优惠，或设立免费开放日，并逐步实行免费开放。稳定旅游景区（景点）门票价格，逐步实行低票价。落实对未成年人、学生、教师、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群体实行减免门票等优惠政策。鼓励有条件的景区、景点向公众开放部分休闲场所和设施，设立公众免费开放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3年学术年会于2013年12月1日-2日在武汉召开。本次年会的宗旨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构建、制度创新”为主题，总结交流一年来广大会员的学术研究成果，探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热点问题，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水平。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纪宝成，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刘传铁，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继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占山，中华职业教育社总干事陈广庆以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十余位副会长出席大会。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教学会以及学会各分支机构代表、行业企业代表和全国职业教育战线的7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占山、副会长翟海魂、石伟平、马树超分别主持了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刘传铁首先讲话。他介绍了湖北职业教育的整体情况和近年来开展的重点工作，表示这次大会放在湖北召开，是对湖北职业教育战线的极大激励与鞭策。紧接着，由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纪宝成致开幕词。他说，本次大会的召开恰逢举国上下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我们要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把学术年会作为一次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动员会、学习会、交流会，推动职教战线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随后，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就如何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大会主旨报告
学术动态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从“抱团取暖”到集体遇冷
“中高职衔接，变为中职拉动高职发展，给中职找一条出路；高职与本科试点，又彻底打乱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套用本科学科模式。”日前，一名院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了国家示范高职校的发展困惑。
到今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实施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已经满七周年，较之前些年在北京、天津、山东潍坊等地连续举办5届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成果展，近两年来高职院校界则变得越来越沉闷与冷清。
“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龙头’无从谈起，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院长憋了很久，才说出这句格外沉重的话，“这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摧残。”
建设期结束以后，国家示范高职校仍找不到突破口是无所作为，还是另有隐情？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追踪调查。
20亿元示范校建设资金“打水漂”了吗
在第一批28所国家示范高职校中，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算得上是“老大哥”级的院校。在该院党委书记王君凤眼里，学院65年发展历程就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缩影。
用王君凤的话说，从1948年创建之初就被定位为工科高职，面向国民经济第一线培养建设人才，到1978年以后改为“初中后四年制中专”和“高中后两年制中专”双轨发展，再到1998年进入国家大力发展的14所高等职业院校行列，学院对什么是高职，为什么办高职，怎么办高职还是似懂非懂。
在国内没有成熟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该院就与河北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一边向国外学习，一边摸着石头过河。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国内高等职业院校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探索的进度。到2006年4月18日，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达到1105所。
为提升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2006年11月，教育部和财政部正式启动了“高职211”工程建设，即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安排20亿元重点支持100所高水平示范院校建设。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等28所列入2006年立项建设计划，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42所列入2007年立项建设计划，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30所列入2008年立项建设计划。
从2009年开始至2011年，100所示范高职校分批次进行验收评估。引用一所示范高职校校长的话说，“全部通过验收，没有一所被终止立项或取消支持。”这似乎预示着国家示范高职校有望进入一个较高水平的快速发展期。
然而，在有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座谈会上，与会的示范高职校校长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国家示范校项目建设期结束以后，大家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发展了。这引起了一位副省级领导的质疑：“国家和地方花了这么多钱，搞了这么多年试点建设，示范高职校校长怎么还在迷茫呢？”
“第一批示范高职校的书记、校长老人所剩无几，基本上换了新人，难怪大家迷茫。”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职校长对本报记者举例说，南方某国家示范性高职校新一任校长是从本科院校过来的，对前任的做法基本持否定态度，把国家示范校建设形成的理念与发展成果消磨殆尽。
一直把其挡在“玻璃门”外，只能彻底扼杀示范高职校的创新性
示范高职校这么多年的试点建设，探索出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示范高职校探索这么多年来，办学指导思想与定位切合市场的需求，学生在市场上能站住脚，找到好工作。”青岛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覃川回顾说。
对于示范高职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苏志刚归纳为：紧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面向区域产业发展的需求设置专业；明确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不动摇；建立多方参与的理事会制度，创新校企合作的办学体制机制；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培养行业和企业亟需的人才；突出建设“双师型”结构教师队伍等。
浙江某大学校长在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管平交流时，将新建本科院校与示范高职校作了对比：“新建本科院校行业背景差，老师没有校企合作的概念与手段。校长在这种大环境下根本推不动，对四年制应用型人才也培养不好。”
在贵州省铜仁学院院长侯长林看来，“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就应该向国家示范高职校那样办。”具体说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孟庆国认为，示范高职校在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推动政、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然而，较之学术界与民间对示范高职校的看好，目前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政策调研过程中，很少关注国家示范高职校这个改革试点群体。一位教育内部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参与应用技术大学前期调研与政策设计的，主要是1999年以来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及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高校。”
这可以从中部某省上报参加教育部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名单中得到证实。据上述知情者透露，“当时这个省有10多所高职院校与新建本科院校踊跃报名，最后省教育厅决定让民办高校和新建本科高校上报。”
“示范校建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校长张亚军说，2006年启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时已明确：要求在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实训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经过六七年艰苦的探索与积淀，第一批28所国家示范高职校提出在一些新生录取分数线超过二批次的专业上开辟本科层次的教育通道，教育部门始终不松口子。而现在，“又让那些不想干职业教育、削尖脑袋升本逃离职业教育的高校，回来办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另一所老牌高职校长说，“这对示范高职校是一种打压与抛弃。”
张亚军认为，国家让高等职业院校承担引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使命，就必须给示范高职校尤其是第一批28所的优势专业松绑试办四年制专业，与新建本科院校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公平竞争；如果一直把其挡在“玻璃门”外固守三年制专科层次，只能彻底扼杀示范高职校的创新性。
“职业教育要么是悲歌，负面新闻接二连三让心里很纠结；要么唱喜歌，出台一系列政策，实际上往往执行不到位。”一位接受采访的示范高职校长透露：“现在圈内人都知道说了没有用，也没有人愿意采纳，干脆都不说了。”
职业教育要远离传统教育导向才能走得远
“少数老牌高等专科学校进入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计划就是上错了船。”上述知情者给中国青年报记者举了一个反例：在申报国家示范高职校建设计划时，黑龙江省曾再三做鸡西大学的工作。可鸡西大学一直不为所动，今年4月18日，该校已被批准升格为黑龙江工业学院。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过程中，教育部门的出发点往往是教育内部结构调整的需求，而不是真正满足国民经济对人才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有的示范高职校长提出，“职业教育要远离传统教育导向才能走得远，按传统的教育类型搞肯定搞不好。”
这就涉及到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由谁来办？张亚军认为，应该通过两条路径探索发展，缺一不可。一条路径是鼓励现有本科院校来办，另一条路径是允许第一批28所国家示范高职校试点开设部分四年制专业。具体路径的选择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层面，由各省根据省情决定。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职示范校长介绍，五年前省委书记来校视察提出，高职三年学制肯定培养不出鲁班式人才，现场要求突破条条框框进行试点。即学生读3年发示范高职校毕业证书，再读两年发本科文凭与国际认证资格证书，至今该校已招生5届，社会反响非常好。但是，“一直只做不说，更没有向教育部汇报过。”校长说。
“示范校建设期间抬头‘看天’多，现在到了夯实道路的时候了，即注重专业与课程建设，否则没有办法顶天立地。”覃川说，当有38%新生超过二批次录取分线时，示范高职校必须从老师中心论向学生中心论、注重一次性就业到可持续性就业竞争力培养方面转变，早改早主动，不改就被动。
对于国家示范高职校从以前轰轰烈烈“抱团”取暖争取资源，转为现阶段的低调行事，一位教育界内部的人士不愿意做过多评论。但他坚信，国家示范高职校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与探索不要在意官方给不给“名分”，在他看来，只要朝这方面脚踏实地前进且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将来向“应用技术大学”翻牌子时，不是这些学校，还会是哪些学校呢？ 2013年12月11日 ：中国青年报
地方动态
江苏建筑职技学院：“插班生”没学籍也上高职
办学质量高下靠用脚投票
江苏400“插班生”没学籍也上高职
虽然高考成绩过了今年江苏省三本文科线，但是彭宇却选择到一所高职院校做了一名没有学籍的“插班生”。
“不如去学门技术。”由于未被所填报的本科院校录取，彭宇放弃了复读和去其他学校的机会，与从事建筑行业的父母商量后，决定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江苏建院”）“插班”，修习建筑工程技术的相关课程，学门实实在在的技术。
实际上，彭宇的情况在江苏建院并非个案。据该校教务处主任刘海波介绍，这些插班生在校也被称为“进修生”，他们中既有彭宇这样的“高考失利者”，也有不少来自企业的青年。他们放弃复读或者其他途径，选择以插班听课的方式进入江苏建院学习，不被纳入学籍管理，但被编入正规班级，与全日制学生一起上课生活，甚至连军训都须参加，而毕业时只能获得学校提供的一纸证书，记录着他们在校所修课程、学分和成绩等。学校对他们的培养过程与普通在校生基本一致，但是权益上有所区别，比如在奖学金等方面有所限制。
近年来，江苏建院的“插班生”人数逐年增多，目前在校的近400人，“仅今年学校接纳的就有160多人，如果不是出于管理问题加以限制，肯定不只这个数字。”刘海波说。
一所高职院校何以能吸引这么多学生不要学籍、不求文凭，只为插班听课呢？对这些入学成绩参差不齐的学生而言，这一形式又能否真正在其就业和发展道路上，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了江苏建院。
本科生“插班”高职只求学“真本事”
谈起江苏建院的历史，学校师生首先津津乐道的便是该校的军校背景，也因此渊源，学校至今都保持着半军事化管理的传统，每天严格考勤的早操制度就是其体现之一。
对于建筑工程管理学院工程造价专业的插班生赵帅（化名）来说，每天出早操是自己“上一个大学生活”中难以想象的，“那时肯定起不来床。2011年毕业于南京某本科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了两年后，决定重回校园“深造”，开启“另一个大学生活”。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赵帅解释说，“主要是为了自己以后的职业发展”。他曾在公司里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项目经理，因为不懂工程造价的相关知识，经常难以应对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像投标、做预算都得找别人来做，特别不方便，于是想自己学一下造价，再做心里也更有底。”
通过亲友介绍，他了解到江苏建院的建筑工程类专业，“大家都‘认’，造价专业也排名靠前。”所以，选择来此插班，至于有没有文凭学历，“我不在乎，就是想来学本事的”。
在江苏建院党委书记袁洪志看来，就业质量是吸引插班生的重要因素，事关其发展的后劲和可持续性，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企业并不太计较学生的文凭和学历，更多是按照学生的“本事”给待遇、招人才。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螳螂’的到来。”袁洪志介绍说，今年，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来到江苏建院举行专场招聘会，此前这家连续10年在中国建筑装饰百强企业排名第一的公司，基本都是去本科院校招聘，而这次却选择来该学院招聘，最强有力的原因就是：据该公司统计，其区域项目主管中江苏建院毕业的学生占有很大比重。
“技术过硬、有真本事的学生自然待遇好、前景广，与此同时这些高质量的学生也提高了社会和企业对学校的认可度、知名度，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无形中牵了线。总之，学生是学校最好的名片”。袁洪志说。
企业青年插班生只为满足“强烈的求知欲望”
虽然同为来自企业职工的插班生，但刘建东的起点明显比赵帅要低得多。
初中毕业后就在外打工的刘建东，28岁重返校园时，已经10多年没拿起过书本，“底子薄的程度就像纸片一样”。
起初，凭借在工地上的那股“能吃苦、爱问好学”的劲头和对建筑业的兴趣，还是民工身份的刘建东得到了当时工地领导的推荐，后经公司帮助，获得了来江苏建院建工专业插班听课的机会。
但是到这里仅一周，原本满怀期待的他，便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就像听天书似的”，刘建东回忆说，尽管由于此前在施工现场工作的经历让他能够比较轻松地应对专业课的学习，可是在数学、物理等公共课面前，他完全束手无策。
准备打“退堂鼓”的他找到班主任宋功业，将自己的困境告诉了这位也是“从施工现场来到校园”的老教授。宋老师用心开导他，一番鼓励下，刘建东重拾信心。“当时，宋老师对我说，要想把课补上去，一定要靠自己。先花一学期时间，把课先听懂了”。
为了把课补上，刘建东把自己“能吃苦”的劲头发挥到了极致。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中学的理科教材，从头开始学，别人上课的时候他跟着上课，别人下课的时候他继续复习，生活里几乎没有任何缝隙，插班三年连走出校门看看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虽然学得苦，但令他感激的是，不仅有像宋功业这样的老教授点拨他，班里还有同学专门帮他补课，大二时，他已经从一开始班里的倒数第一名跃升至前几名。后来，毕业回到公司后，他一步步做到了设计部经理的职位，这个原本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民工”，现在手下的员工不少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回顾那三年插班经历，刘建东感慨，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己爱学习钻研的精神给彻底激发出来了。
在宋功业眼中，这个弟子给他最深的印象，便是其“强烈的求知欲望”。
事实上，这也正是大部分企业青年插班生的特点之一。重返校园的赵帅深感“压力大增”，对知识的渴求和学习态度，与以往大不相同，也更加珍惜，“目的很单一，也十分明确，就是来学知识的。”
部分插班生为自主招生作准备
“目标明确、准员工化、个人社会化程度高是企业青年插班生的主要特点”，在江苏建院学工处副处长胡永看来，这部分学生主要是为了学习技术和技能，提高知识层次。“而除此之外的另一大类插班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在为参加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作准备。”
这类插班生不少是“高考失利者”，家人多从事建筑行业，父母亲友希望其能够在江苏建院接受相关专业的学习，掌握一技之长，为以后就业或者继承家业作打算。这些学生大都在学校边修习边准备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一旦通过考试，其之前课程所修学分也能够被学校所认可计入。
19岁的张奇正在准备明年江苏建院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自称“高中时都玩烦了”的他，插班之后“开始懂事了”，“一方面是家庭的压力，另一方面作为插班生还是有点心理落差”。张奇说。
虽然张奇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但是父亲还是希望他这个唯一的儿子能够承担起家族企业，这对张奇而言，是个“不小的压力”，接受父母建议进入江苏建院建筑钢结构工程技术专业插班听课之后，他所学内容与家中企业从事领域相契合，“从小身边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学起来更容易些”。
现在，每周末回家时，他都会想着去厂里看看，“至少能分辨出这些工程和产品的优劣了”。不过，在张奇看来，插班能否学到东西，关键还是要看学生自己，“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插班生的管理是个新课题
不论是民工身份的刘建东，还是拥有家族企业的张奇，不论是企业青年，还是高考失利者，这些形形色色的插班生，“实际上是现在高职院校生源越来越多样化的一个体现，也是社会需求更加多元化的表现。”袁洪志对此分析说，通过各种方式招进来的学生，其知识水平和差距不一，情况各异，因此在培养方式上要注重精细化。早在三年前，学院就开始提倡分类培养、分层教学，从而使每类学生、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提升。
随着各类情况和背景的插班生的到来，学生管理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课题。据刘海波介绍，这些学生毕竟不纳入学籍管理，入校前虽然学校跟企业或家长有一定的协议，但是对其管理的界限还是有些模糊。学习上有学分制概念，可缺乏实际内涵。这些都是需要在教务教学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因此，出于对学生管理工作的考虑以及为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目前，学校对插班生的规模予以控制”。
对插班生的管理，江苏建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他们与普通学生一视同仁、严格要求，参照全日制在校学生管理办法，并给予重点关注。”据学院学工处处长刘盛贤介绍，一方面是关注这些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其提供学习机会，向准备自考的学生提供专门的自习空间和相关信息等；另一方面就是关注他们的违纪情况，加强考核。
此外，“对学生的学业进行追踪，以便于更好地监督和管理，同时在奖惩制度上，也在逐步有新的考量。”胡永说，“下一步，我们将更注重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特点和诉求，进行分类管理，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王素洁）
